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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多一些人文精神

2005-02-24    康 丽    中国教师报   

    2004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在首届中国教育家大会上做了《学习知识,超越知识,教育提升素质》的发言。其实早在此之前,杨院士已经做过多场教育专题报告,他对教育的关心是一以贯之的,一直倡导教育里的“人文精神”。在华中理工大学任职期间,他曾规定1998年入学的研究生要背《老子》,这种做法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有人甚至认为,杨院士掀起了一场“人文风暴”。为此,我们专门访问了杨叔子院士。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

●杨叔子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立足于机械工程领域之余,杨叔子倡导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教育,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应邀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百余所院校举办人文讲座两百余场,吸引了近二十万人次的听众。

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

    中国教师报: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您现在的主要工作却放在教育上,我们看了网上许多介绍您的言论,也都跟教育有关,对此我们很好奇,您怎么会对教育如此感兴趣呢?
    杨叔子:应该讲,当我做了原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以后,我对教育比以往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教育这件事太重要了。所以退下来之后,我还继续搞教育。对此很多人开始很不理解,认为我是搞机械工程的科学院院士,现在又搞教育,是不是“不务正业”?
    但是,在我看来,教育面对的是人,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学生,涉及面更广,作用更大。为什么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与不少科技专家从校长位置退下之后也那么关心教育,我猜想他们可能也是这样的心情。教育是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国家的强盛,这是我为什么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当然,我也还在做机械工程方面的科技工作。
    根本原因,有两件事情深深触动了我。第一是解放前后的鲜明对比。我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快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都在宣传,说共产党是土匪强盗,当时我很害怕。可是我看到老百姓拿着鸡蛋、豆浆、油条迎接进城的解放军,解放军在老百姓的屋檐底下躲雨,也不肯进屋扰民,这让我感触很深。同样是人,同样在当“官”、当“兵”,为什么如此不同?深入想想,这跟当“官”当“兵”接受的教育大有关系。
    还有80年代初我到美国去,一些华裔教授说,大陆办的教育有问题,有些学生ABC、XYZ很好,懂得英镑美元,但对史可法、文天祥知之甚少,对长城、黄河知之甚少,对《资治通鉴》、《史记》、四书五经连书名也不知道,这些人能有民族感情吗?懂得为中华民族服务吗?他们提的问题很尖锐。这些都让我感到培养人真的很重要,很关键。我从校长的位置下来后,看到更多令人担心的情况,这促使我关心教育。
    有的人说,行政腐败还不可怕,有司法来纠正;司法腐败不可怕,会有新鲜血液来替代;如果教育出了大问题,新鲜血液没有了,那就完了,它的危害性是致命的。所以我感觉到教育很重要,教育根本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礼记·学记》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学”,就是教育,现在说教育的宗旨就是提高国民素质,我想是一个意思。
    中国教师报:所以您提出了“绿色教育”的理念?
    杨叔子:当时北京申办奥运的口号之一是“科学·人文·绿色奥运”,我认为很好,所以就提出了“绿色教育”,简而言之,就是人文加科学。为什么这么讲?人有灵性,也有人性,两者缺一不可。既要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又要有发明和创新的意识。只有人性,没有灵性,那就近乎野蛮;如果只有灵性,没有人性,就更加危险。所以教育一个人,两者都要开发,这就是绿色教育,它追求一种和谐。我常常说的一个例子就是孔子主张“六艺”施教:礼、乐、射、御、书、数。礼是德育,乐是美育,射、御是体育,书、数是智育,真是文武双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是一个整体,大脑是个整体,素质是个整体,不同部分都应该得到开发,只开发一部分不行。追根究底,教育就是要使人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人文就是教人如何做人

    中国教师报:现在的教育现状距离您所说的这种理想教育有多远?
    杨叔子:这些年我们的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确是成就很大。解放前,看看文盲多少、学校多少,不看到这个大前提,就只会是一片黑暗。我告诉到武汉来的朋友,要去黄鹤楼,看长江滚滚,但不是向东,而是向北;一般人都说大江东去,其实在有些地方,长江水不是向东,而是从南流向北,甚至还有回流。大江东去是总的趋势,但中间有曲折,甚至有回流。我们的教育就是一个“大江东去”的问题。
    但现在教育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缺乏对人的全面教育,不但灵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人性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我想起梁思成教授在1948年曾经呼吁,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因为文理分工带来了严重的弊病,搞文的不懂理工,搞理工的不懂文,所以只能培养出“半个人”。但现在呢?我开玩笑讲,现在不是“半个人”了,而是“四分之一个人”、“八分之一个人”。学工的不懂得理,更不懂得文;学机械的不懂电气,学电气的不懂机械;学制造的不懂汽车,学汽车的不懂制造;学汽车发动机的懂得多少汽车底盘?学汽车底盘的懂得多少汽车发动机?文科理科也如此,专业分工太窄了,这是灵性方面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就更多了。所以有这样一句讽刺话,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不要打架,“马加爵事件”后,有人添了一句,研究生讲不要杀人,因为学问越大,一旦缺少人性,干的坏事就越大。
    90年代中期,有一所大学的校长问我,大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其实大学的问题不在大学,而在中小学。为什么大学教不要打架、教要爱护公物呢?那是因为中小学没有解决。有个报纸对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的家长进行调查得出结论,说现在家长关心的主要不是孩子的情感,而是孩子的智力。对于教育,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9岁进小学,数学很差,加法迷迷糊糊,减法稀里糊涂,但一年后我跳到中学去了。尽管我底子那么差,但我懂得一条,就是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那时候是“我要读书”,现在呢?变成了“要我读书”。读书为了谁,这就是一个情感和认识的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人性重于灵性,情感贵于智力,做人先于做事,文艺优于科技。这里决不是说科技不重要,做事不重要,一切人文活动必定要基于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肯定要失败。固然做人与做事不可分离,但成才、成家不一定成人,重要的是做人。人文就是教人如何做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对大学生说,你们进入大学要学会做人、学会思维,学会必要的知识与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但做人是最基础的,没有做人,其余都是空的。《周易·贲卦·彖辞》讲得好:“文明以止,人文也。”这就是讲,要以人类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等来规范行动,来做人,形成和谐的社会。我想,古今中外,均应如此吧!
    现在很多家长过分注重智力,希望孩子成为小生物学家、小天文学家、小物理学家、小画家、小文学家,等等。但刚才我讲了,成才成家可不一定成人,才越高,家越大,心越坏,就越糟糕。
    中国教师报: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杨叔子:我们提“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教育更是要以人为本。从整个社会来说,不要太急功近利;而对教育来说,要逐步地改变,要重视孩子的情感教育。首先就是在幼儿园和小学里多一些人文教育,这一点很关键。
    其实,我觉得幼儿园、小学里有相当多的科技教育的东西都可以砍掉。为什么这样说?现在小学搞什么快速算法,这不必要;我很反对中学搞什么快慢班、文理班、奥赛班,它们简直是贻害无穷。就说文理分班,有一种情况是,成绩好的学生学理,成绩一般的学生学文,简直是岂有此理?你可以调查一下,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科学大家多,还是有名的文艺大家多?固然科学入门难,但是登堂入室相对容易一些,而文学恰恰相反,看似容易,实则很难。何况,道德和情感的培养是最重要的,而这正是人文教育的核心。
    中国教师报:但有些东西改变起来似乎比较困难。
    杨叔子:的确,改革很难。我曾去一所学校参观,学生桌子旁边的书本一尺多高,但是如果上级来参观,学校就让学生放假,将书收走,躲避检查。现在学生的负担太重了,我孙女上初三时,书本就有18斤重,我也无能为力。但有一点,教育需要改革,但必须积极、稳步地改变,不能太过急,欲速则不达。事实上,现在很多课本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例如传统的文化增加了一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教师报:那您认为,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叔子: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思想的改变,真正按规律办事,全面提高素质,协调发展能力。当然,要因材施教,但基础应全面打好。现在,我们很多毕业生不通中西,也不懂古今,基础太窄,思想太死。学工科的第一句话是“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学理科的总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学文科的爱说“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新意”,各有各的理,但都是各说各的理,如果能够打通就好了。
    说到底,我认为培养人有两条至关重要,一条是要有高度灵性,一条是要有高度人性。灵性和人性也可以看成是创新和爱国的关系,即一要爱国,二要创新。我在美国留学时,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我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留下来?我要回去建设我的祖国!清朝末年,为什么那么多人留洋还是回来了?那也是受到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很多人没有学过,就认为它是过时的,没有学怎么就能说它过时呢?“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像吃一碗饭,你没有吃下去,怎么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呢?
    第二条是要创新。工业发达国家前几年有个统计数字叫技术依存度,就是关键技术要进口多少,工业化国家平均是10%,美国是1.6%,日本是6.6%,韩国大概是24%,中国远远超过50%。没有原创能力,这行吗?绝对不行!这也跟教育很有关系,只注重人的工具性不注重人性,重理工轻人文,重实用轻基础,归根结底,就是太过功利,轻视素质,轻视基础,丢在长远。基础学科就是这样的,看似无用,其实大有用处,一是用在人的精神境界,一是用在未来有大突破。
    为什么人类会进步?其一是实际需要的推动,另外还有一点是对未知的探求,这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上个世纪40年代有科学家研究半导体,在当时看来的确没用,可现在太有用了,没有半导体就没有芯片,就没有计算机,还有半导体发光器的效率和寿命都不是现有的电灯所能比拟的。有研究表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比例是黄金分割:0.618;基础研究又分为两个部分,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两个又是黄金分割:0.618;所以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比例应该是14:24:62;可我们国家纯基础研究占多少?前年才占7%。有这样一句话:国民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第一句话是完全正确的,但第二句就有问题,技术应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科学怎么能全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研究纯数学怎么面向?研究黑洞怎么面向?研究暗物质、暗能量怎么面向?基础项目,讲基础很好,讲重大很好,但是讲效益就很难说了。不能把探索未知都和功利主义拉上!过去,在某个时期,我们是批判过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但那是在特定时期。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一部分这样的人存在,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中国教师报:您要求您的研究生必须读经,是不是也出于这样的考虑?
    杨叔子:1997年,我即将从校长的位置退下来,我告诉我所在的研究所,从1998年开始,我招的博士生要学《老子》,从1999年开始,要学《老子》和《论语》,愿意接受这个条件的,我可以招,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为什么如此?我认为,《老子》、《论语》是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在基督教世界,有一本书任何人都要读,那是《圣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是《可兰经》。我赞成我校涂又光老先生的观点,中国人至少中国高级人才应该读一读《老子》、《论语》。
    中国教师报:现在看来,实施的效果怎么样?
    杨叔子:很多记者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教育是明天的事业,人文教育更是如此,不要问我现在的效果,我只能说,做下去,效益会不会有是以后的事情。1998年教育部批准建立了32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其中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2002年进行中期评估时,我说了8个字:多问耕耘,少问收获。人文教育的效益在长远,不要只看现在。我们学校的人文讲座现在已经开到1000多期,虽然不给学分,不给评语,但人数经常爆满,说明大家对于人文的东西还是很需要的。我小的时候念了很多古书,当时很多不懂,看来没用,但现在我觉得受用终身。沙漠中的骆驼会反刍,同样,人更需要知识的反刍,精神的反刍。

民族的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

    中国教师报: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您怎么看待那些“糟粕”?
    杨叔子:当然有糟粕。但有些东西需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待,就像当时讲“君君臣臣”,如果从现在看,当然是封建专制,但是抽象到一般看,就是各在其位,各司其职。看待事物,我们更要看形而上的东西。当然,有些传统的理念我也在慢慢理解中。
    中国教师报:但学生会不会不加以区分就全盘接受?
    杨叔子:我想,经典无非是讲宇宙,讲社会,讲人与宇宙、社会、人的关系,讲精神世界。经典给出的是一个哲理的框架,而不是终极的结论,它们启发的是你的思维。有些本质的东西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从总体上来看,经典是比较完整和谐的智慧之源,应该让学生慢慢体会。
    中国教师报:读经算不算一种重塑理想和信仰的方式?能不能给现在的教育注入一针“强心剂”?
    杨叔子:我想,这只是方式之一,但是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民族的概念就是文化的概念,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重视传统文化的原因。现在我们学的科学知识几乎全都是西方的,这没什么不对;但如果人文文化又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不是太可怕了吗?如果没有本民族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是互补的,而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思想是了不起的,值得高度重视。
    中国教师报:应该说,“五四”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深远重大的,现在谈起读经,大家都很慎重,生怕自己走回老路,又走弯了。
  杨叔子:“五四”的影响很大,这是对的,当时说要打倒“孔家店”,《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看遍中国古书,只有“吃人”二字,其实这都是针对当时的封建专制的。但是《论语》《老子》的本质不是这样的,传统的不一定就是落后腐朽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打不倒的。举个极端的例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发起的,但你能说那是费尔巴哈、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造成的吗?文化和政治不能等同,中国的落后绝对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造成的,当然有影响,这我不否认。
    中国教师报:你是如何概括“人文精神”的?
    杨叔子:您采访的题目是《让教育多一些人文精神》,我想,你所讲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广义的人文精神,精神就是人文的。一般所讲的科学精神,主要是求真务实的人文精神;一般所讲的人文精神,主要是求善务和的人文精神。这两者交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求真、务善、完美、创新而达到的“止于至善”的人文精神。人不能没有好的精神。